引言
新一轮的农业改良使英国摆脱了“七年丰裕，七年饥馑”的现象。这一次农业改良是永久的改变，而不是与常见阻碍的冲突，所以它的收益是稳定的。
接下来的三个半世纪，欧洲西北部农民人口的比例从80%左右下降到了差不多3%.英国的自由租地农和地主这两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有待改变的体制约束。他们用反映市场价格的租约成功代替了较低的固定租金。这些都是潜在的创新。因为地主很少自己耕种土地，所以他们必须顺利地找到合作的租户。英国各处贵族和绅士手中的土地数量差别很大，地主强制租户接受土地改革的能力也不尽相同。
少数贵族不愿打扰租户，所以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经济领域，比如采矿。参与农业改良的地主和自由租地农加在一起，控制了英国约60%的耕地。国王、给予习惯承租人以固定租金的地主、不喜欢自己管理地产的领主以及贫穷的佃农持有着这个国家剩余的耕地。参与农业改进的地主和自由租地农可以购买进入市场的土地，从而增加他们持有的土地，这些土地被出售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仙逝或者陷入了财务困境。
他们能够作出价格刺激快速响应，因为他们很富有，可以与变化对赌。他们改良成功带来的收益使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政府也参与推动了农业改进，它向专家发放养老金来宣传实利作物，并向农民示范操作如何种植它们。农业手册连续发行了许多廉价版本，同时，人们的识字率也不断提高。长此以往，改良的回报降低了旁观者感受到的风险，消除了一个改革的不利因素。
采纳改良的最大动力源自这些方式在增收上的显著成功。因为改良有成效，所以少数分散在农村的开拓者充当了变革的催化剂。放弃休耕可以立即带来更多的耕种面积。当足够多的人把资源投入生产改进时，其他人就会效仿，否则他们只能自讨苦吃。增收使粮食价格下降，但改进者仍能获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产出，而那些没有提高土壤肥力或者没有采用更好耕作方法的地主和农民则会因为持续下降的粮食价格而被淘汰。
市场机制慢慢地建立了改良的动力。农村最尖锐的分歧发生在参与和没参与改良的人之间－无论他们是农民、租户，还是地主。这不是地主和租户本身的问题。因为身处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也很难知道其中的利益所在，所以利己行为并不会产生一致的影响。市场对原地不动的人非常苛刻；市场的价格动态会奖励有先见之明和参与改良的人，惩罚抗拒改变和不愿参与的人。
未来很难看清，而资本主义对个别决策的依赖使未来甚至更加难以想象，想知道这些决策累积起来会导致什么结果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听上去无伤大雅的陈述却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农业从原始生产向提高生产力的转变始于有远见的地主，他们强制租户与其签订商业租约，根据收成设定租金，这使租户必须考虑市场的竞争力。
在这个分析中，租户被假定成抗拒与78地主的改进计划合作，因为他们害怕变得依赖市场，也担心失去固定租金赋予他们的自主性。但是人们没有办法预测启动改进的后果，也没有办法预言依赖市场需要承担什么。这些只是回顾分析。我们无法想象采用一些农业技术的实验会开启一连串导致经济全面重组的独特发展。将地主指作变革的动力，这使他们比过去更有先见之明，也更遵守纪律。
没有证据表明地主作为一个群体，发起了农业的关键转变，也没有证据表明农民和租户自己不愿意接受改进。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反面是真实的：新的社会关系是英国农业转变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这些改变历经了五六代人的试验和反抗，在这个过程中，从佃农到大领主，旧有农业秩序的所有阶层都在缓慢而凌乱地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分类整理。创新必定会重新分配农业收入。
创新向愿意改良的人派发了红利，同时减少了不愿改变的地主、农民和租户的回报。这一系列的发展逐渐对数百个农村社区进行了重排。许多贵族家庭因为临时债务而被迫抛售房产。没有保护性租约的租户就会失去他们的财产。噩运、疾病或规划不足都可能把他们推入佃农的行列－那些只有一座小房子和一个小花园的人－或者，更糟一点，他们甚至会变成流动的劳工。
记录表明，即便17世纪，自由租地农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成功。最成功的自由租地农进入了上流社会，而另一些则完全失去了他们独立的基础。市场以其客观和看似无情的方式增多了富人和穷人，并且改变了中间阶层的一系列选项。启动资本主义的泵改良的农业技术没有止步于提高产量，它们还颠覆了旧有的农业秩序。它们为市场进行生产，用所有的实际调整取代了79传统和继承身份指引的固定生活方式。
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有一个观点很正确，即新所有者阶级具有一致性，他们会用影响力和资金去保护对他们利益有利的政策。讽刺的是，这次复杂的社会重排最初竟然被视为一次自然的进程。改良地主运动的一部分是要使地主摆脱旧限制，这些限制在反对独占、垄断和倒卖的法律里都有所提及，只是修辞上有点夸张。争论者和时评人开始谈论市场生产，说它是对抗政治干预的自然系统。
继续前面的话题，丰收还有另一个智力上的影响。丰收让人们更少体会到变化的威胁、更少屈从于自然，也更不容易接受权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的心理模板是不同的。我们会焦虑和害怕。我们接受领导者的权威；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前现代社会一直处于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恐惧的退去腾出了地方，人们可以更乐观地分析未来，更积极地评估人类的能力。人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17世纪中期，英国的人口和价格都趋于稳定，年以后才开始再次爬升。过去三千年，世界人口总是在扩增和缩减之间振荡，但是从18世纪开始，人口的基准值一直保持到现在。与以前欧洲人口手风琴模式波动不同，这次的人口增长奠定了未来增长的新基础，每一族群的人口基数都更加庞大，世界人口从此开始猛增。食品供应不时出现严重紧张，但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到可以维持新的人口水平。
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仍保持在60%~80%,而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人口数量也在同步增长。19世纪中期，法国还没有进行市场整合，而英国在17世纪末就已经完成了。为了理解新农业实践招致的愤怒，我们需要再回看一眼传统的农耕世界。农业一直围绕着村庄展开，除了村民播种和收割的土地，多数村庄都有大面积的共同耕地。
即使每个村民都只耕种自己的土地，但何时种植、何时收割、何时拾穗还是由集体决定。软弱和不负责任与能干和勤奋编织在同一张责任网络中。农村也居住着佃农，他们有一两英亩农田种植作物，饲养家禽。他们与签订年度合同的差役和零工一样，在他人的农场上工作。到16世纪初，私人农场几乎取代了先前的旷野，但是抛开法律不谈，旧日理想作为－良好的－理想仍阴魂不散。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把余下的公共地块并入独立的私人农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政府为了防止粮食短缺投入了巨资，放的田地。16世纪上半期，羊毛价格高起，一些英国地主把81所以这样的圈地需要议会律例。顾名思义，圈地圈的是以前开他们的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圈地把租户赶出了土地。租户从此变成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走在路上寻找工作和食物的“无主之人”。尽管圈地运动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广受非议，但它仍一直持续到羊毛价格再次下降才停止。
17世纪，围栏建立谷物耕作的私有农场大体上就已经完成了，但这次圈地仍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圈地创造了就业岗位，生产了更多的粮食，所以它们没有让政府官员焦虑。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优化的农田管理，而其他经济活动皆源于这个母体。共同田地的协作耕耘、除草、收割创建了工作、娱乐和典礼的模式，强化了村庄的团体生活。圈地则使每个人离开了这个群体义务和活动的网络。
它允许个人组织自己的资源，由此带来了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主要生产者变成了单个家庭，而不是一群协调季节性任务周期的村民，共同命运的意识逐渐淡化。与其他许多变化不同，整合与围住曾经开放的田地非常引人注目。
结语
圈地运动引起了很多评论。对道德来说，社区农业值得维持，因为它教会了人们彼此的职责。但是17世纪中期，新农业技术的倡导者积极挑战了这个论点。他们认为如果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轮作周期，灵活地铺建牧场，或者种植谷物和牧草，那么生产力获得的提升会非常惊人。争议唤起了不同的理想。珍惜穷人和培养兄弟之爱与利用自己的才智、远见、自律和知识来增加自然的恩赐之间展开了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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