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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戴尔曾经困惑，有另一个杰夫·戴尔的存在。竟然同名同姓，竟然都是以笔为生，竟然两人的名字常被人搞混。就连他自己，偶尔上网看到自己的报道时，另一位杰夫·戴尔的文章也会跳到他眼前。那位同名同姓的杰夫·戴尔，是位研究中美关系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曾是FT北京的负责人。后者撰写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作家杰夫·戴尔的那些妙趣横生的专栏，艺术批评，旅行杂文交织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至少一度在中文读者面前，作家杰夫·戴尔的《然而，很美》、《懒人瑜伽》等中文版问世前，记者杰夫·戴尔的名字已经活跃多时。
两年前，作家杰夫·戴尔的新书WhiteSands(《白色沙砾》)刚出不久，我在纽约的Strand书店的地下一层买到了它。那家有着90年历史的纽约最著名的二手书店，把这位毛姆文学奖得主的最新旅行文集，和那位普利策奖得主克里斯·亨奇斯的WagesofRebellion放到了一起。我毅然掏出25美金，买下了左边的杰夫·戴尔。随后又兴奋地向《纽约时报》中文版的编辑报了选题，因为里面有一篇专门写了北京，叫《故宫》。也许他们会有兴趣？来自编辑的回复是：啊，可以请杰夫谈一谈怎么从故宫切入来看现在的中美关系？我瞬间就知道，他们搞错了。
搞错的不只是《纽约时报》。我后来在采访时，把这个插曲告诉杰夫·戴尔，他故作愤愤地说：我已经受够了，这不是第一次了。杰夫坚信还有BBC，他曾认为有一张本该递给他的稿费支票，被误递给了另一个杰夫·戴尔，他索性把电话直接打了过去，两个杰夫·戴尔在电话里谈了什么，无人知晓。只是最后似乎证实了支票没有搞错。而这一切经历，不知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不知是出自作家杰夫·戴尔的幽默还是愤怒。总之，他把这些一举写到了FT的专栏里——那里可是记者杰夫·戴尔的老东家，是人家的主地盘。在那篇专栏里，作家杰夫·戴尔开宗明义：首先我要说清楚，我，真正的杰夫·戴尔来了。他不乏戏谑地声称，自己不止一次想向对方发出“停止协议”，自己的个人品牌和市场份额不能再被另一个同名的家伙一点点蚕食掉了。而之所以把这些写在FT上，就是要像“圈地战争”般向对方宣战，我可以随意到处写作，甚至进入你的“后院”。——这简直是典型的作家杰夫·戴尔式的写作方式，他似乎可以尝试意外的任何形式展开他的写作，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巧妙挪移，驾驭文字如一个真诚又渊博的游戏者。
最极致的是那本关于劳伦斯的传记《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一本要立志写劳伦斯的著述，却让思维肆意发散，东张西望，变成了一本始终无法聚焦劳伦斯的“怪书”。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是杰夫·戴尔用文字近乎全程直播了自己内心的挣扎过程，无限弥漫的懒散倦怠，等待戈多式地焦虑地等待着自己如何才能撰写劳伦斯。他坚信，“如果你没有准备过度，那你还没有准备充分。”他深谙福楼拜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评价，“对无关紧要的细节进行无休止的说明，长篇大论却毫不切题。”对于在写作过程中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消耗，杰夫·戴尔称为“必要的精力浪费”。他用这种毫无预兆的写作范式，用未完成的完成，向劳伦斯表达了致敬——他找出劳伦斯年的一封书信，上面写着，“一怒之下，我开始写关于托马斯-哈代的书。这本书将无所不谈，但惟独不提哈代。一本怪书，但很不错。”这几乎也是杰夫·戴尔的读者，就这本书给予他的最多评价。
“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真真假假被问得多了，杰夫·戴尔索性在他的第二本旅行文集WhiteSands的扉页上，清楚地声明，“虚构和纪实这两者有什么不同？这个嘛，在虚构文学中，你可以虚构内容，或者改写事实。在不同的文学形式和相应的阅读期望之间，有一条分界线，可是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关键的一点是你不需要刻意地画一条这样的分界线，并在心里衡量这本书距离这条所谓的分界线游离了几分。“
年9月，在纽约布鲁克林图书节上，杰夫·戴尔受邀带着他的WhiteSands和另外两位美国作家做一个新书分享，主题是“黑暗喜剧”。这显然是杰夫·戴尔擅长的本领：黑色幽默，嘲讽，在文字里不动声色地释放兴奋与厌倦。那时他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书，只给自己一天时间飞来纽约。除了要配合宣传他的新书，还为了一场图书节保留项目，作家乒乓球赛。我恰好也在图书节现场，刚刚听完了一场PattiSmith关于Mtrain的讲座，匆匆赶到杰夫·戴尔这场：这位看上去总是带点嬉皮气质的英国作家，在为爱挑剔的纽约客们，讲述着自己为撰写逝世一百周年的高更，如何兴致勃勃地从伦敦飞往波利尼西亚塔希提岛，却在抵达之后，更加挑剔地感到“一种期望受挫与希望落空的情绪模式正在形成”。他用杰夫·戴尔式的幽默，解释着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作家就算改写一点事实也没有关系，连我的妻子都可以从瑞贝卡变成杰西卡，我也会从版权页上的Geoff变成威尼斯的Jeff.（指他的半自传小说《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希》）”有人最后问起：杰夫，你是真得中风了，还是虚构的？会影响写作吗？在他的WhiteSands中，杰夫·戴尔有一篇专门写了自己和妻子搬去洛杉矶后的生活：某天，他毫无征兆地突然左眼半失明，左肩左臂左半侧身体失去协调，医院的路上，妻子嘲笑他“像个退休的半老头和一个嗑药磕嗨了的孩子的结合体。“一系列诊断下来，大夫冲着眼前躺在核磁共振床上仍能看出1米9身高的杰夫说，“很遗憾，你中风了。“
“该死，我中风了！我才55岁，实在太年轻了。”经历了比写作的焦虑更真实的短暂恐惧后，杰夫·戴尔很快回到了他“能与一切不确定性和平共处”的本能，医院病床上用一半的视力赶完了《新共和》杂志的专栏，而且坦然接受了瘦到超标的自己，被宣布加入了美国式高胆固醇的人群行列，又带着誓死保护大脑的决心加强练习乒乓和网球，并忍痛戒掉了烤两遍的榛果羊角面包。这意味着，“连吃鸡都会把鸡皮撕掉“的他，在这次意外之后，要逼着自己过上更健康的“中年生活”。这一切当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反而成为他的新鲜素材。杰夫·戴尔把这次中风事件写在了《洛杉矶邮报》上，随后又正式被收录进新书WhiteSands。而他的电脑里，一本写摄影的新书TheStreetPhilosophyofGarryWinogrand，和一本写电影的小册子都在如期进行着。
“中风是真的，只是我也许虚构夸大了我的焦虑。”那次纽约之行，杰夫·戴尔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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