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华文女作家小说专辑
萧红（—），原名张迺莹，另有笔名悄吟、玲玲、田娣等，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年入呼兰县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年就读于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年，萧红初中毕业，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家去北平，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年已有身孕的萧红被丈夫汪恩甲抛弃在旅馆，无奈之中萧红向《国际协报》求助，得以结识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同居。年萧红开始小说创作，并与萧军一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年去青岛，同年去上海，与鲁迅结识。年，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年回到上海，抗战爆发于同年赴汉口。年应李公朴之邀，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这一年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并与端木蕻良结婚。年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年在香港病逝。
萧红人生虽然短暂，但创作数量却颇为惊人，出版的作品计有小说散文集《跋涉》（与萧军合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长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散文集《商市街》（）、《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
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萧红的人生充满神秘和传奇。一个集坎坷的身世、过人的才华、丰富的情感、浪漫的气质、率真的个性和自毁的冲动于一身的女作家，她那难以理喻和不可复制的人生轨迹，她与同为作家的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纠葛，以及与鲁迅之间相知相惜的深厚友谊，都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既洋溢着丰沛的文学才情，又浮现着血与火的苦难人生。女性纤敏的观察力、感受力和表现力，与充满不羁野性和血泪的社会描写、人物塑造与文字表达，构成了萧红文学世界独特的艺术魅力。
本期介绍萧红的小说《索菲亚的愁苦》和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
索菲亚的愁苦
萧红
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从前他们骂着：“穷党，穷党。”
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会讨不出钱来。
可是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过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
索非亚的父亲就是马车夫。
索非亚是我的俄文教师。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样。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样呢？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转着那样圆的圈子，我喜欢她。
没多久，熟识了之后，我们是常常跳舞的。
“再教我一个新步法！这个，你看我会了。”
桌上的表一过十二点，我们就停止读书。我站起来，走了一点姿势给她看。
“这样可以吗？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们初识的时候更好了。
为着一种感情，我从不以为她是一个“穷党”，几乎连那种观念也没有存在。
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红的来了。还没开始读书，我就对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为没有看到她装饰过。她从不涂粉，嘴唇也是本来的颜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
“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可是她没笑，她一半说着俄国话。‘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
我问她：“为什么难看呢？”
“读书，读书，十一点钟了。”她没有回答我。
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有一天我们正在讲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红光闪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东的女儿穿着红缎袍子走过去。
我想，她一定要称赞一句，可是她没有：
“白吃白喝的人们！”
这样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能说出来？当时，我只是为着这名词的构造而惊奇。至于这名词的意义好像以后才发现出来。
后来，过了很久，我们谈着思想，我们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问过她几次了，但仍常常问她。她的解说有意思：
“猪一样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那么，白吃白喝的人们将来要做穷党了吧？”
“是的，要做穷党的。不，可是……”她连一丝笑纹也从脸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没再提到“白吃白喝”这句话。我们又回转到原来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连女人也不再说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样没有增加，这样一直继续到“巴斯哈”节。
节前的几天，索非亚的脸色比平日更惨白些，嘴唇白得几乎和脸色一个样，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节前的一日，她说：
“明天过节，我不来，后天来。”
后天，她来的时候，她向我们说着她愁苦，这很意外。友情因为这个好像又增加起来。
“昨天是什么节呢？”
“‘巴斯哈’节，为死人过的节。染红的鸡子带到坟上去，花圈带到坟上去……”
“什么人都过吗？犹太人也过‘巴斯哈’节吗？”
“犹太人也过，穷党也过，不是穷党也过。”
到现在我想知道索非亚为什么她也是穷党，然而我不能问她。
“愁苦，我愁苦……妈妈又生病，医院，可是又请不到免费证。”
“医院？”
“医院。”
“请免费证，还要很困难的手续吗？”
“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不是穷党。”
有一天，我只吃着干面包。那天她来得很早，差不多九点半钟她就来了。
“营养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只喜欢空吃面包，而不喜欢吃什么菜。”
她笑了：“不是喜欢，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马车没有赚到钱，爸爸的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马怎么也会去做客呢？”
“会的，马到它的朋友家里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读得一年了，索非亚家的大牛生了小牛她也是向我说的。并且当我到她家里去做客，若当老羊生了小羊的时候，我总是要吃羊奶的。并且在她家我还看到那还不很会走路的小羊。
“吉卜西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样话，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时候更不能问她。
“吉卜西人也会讲俄国话的，我在街上听到过。”
“会的，犹太人也多半会俄国话！”索非亚的眉毛动弹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风琴的，一个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时候静止着的树叶，一点也没有摇摆。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慌乱了一刻。
“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春天柳条抽着芽子的时候，常常是阴雨的天气，就在雨丝里一种沉闷的鼓声来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犹太人，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去年‘巴斯哈’节他是在我们家里过的。他世界大战的时候去打过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起耸起又一起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畸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西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真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真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的嚎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哪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可是我和米娜一点也不知道‘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西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西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面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是在铁路上。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爸总是说：‘那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子里啷啷的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是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是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
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是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
她走路的样子再不像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是进了病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吗？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肺病，很轻的肺病，没有什么要紧。‘回国证’她是得不到的，穷党回国是难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这次送我出来的不是索非亚，而是她的母亲。
一九三五年
（该篇首刊于年4月10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一二五期，署名悄吟。）
祖父死了的时候
萧红
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
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母。
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
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
我联想到母亲死的时候。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
“到院子去玩玩吧！”祖父说了这话之后，在我的头上撞了一下，“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桔子落到我的手中。
夜间不敢到茅厕去，我说：“妈妈同我到茅厕去趟吧。”
“我不去！”
“那我害怕呀！”
“怕什么？”
“怕什么？怕鬼怕神？”父亲也说话了，把眼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
冬天，祖父已经睡下，赤着脚，开着纽扣跟我到外面茅厕去。
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怎么跌的？”
“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八十一岁呢。”
“爷爷是八十一岁。”
“没用了，活了八十一岁还是在地上爬呢！我想你看不着爷爷了，谁知没有跌死，我又慢慢爬到炕上。”
我走的那天也是和我回来那天一样，白色的脸的轮廓闪现在玻璃窗里。
在院心我回头看着祖父的面孔，走到大门口，在大门口我仍可看见，出了大门，就被门扇遮断。
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的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
“咣咣！”黑色的，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
吃饭的时候，我饮了酒，用祖父的酒杯饮的。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绿草的清凉的气味，这都和十年前一样。可是十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
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该篇首刊于年7月28日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署名悄吟。）
原标题：《萧红：索菲亚的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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